上海中学
小时候，有一次去上海中学草莓地行窃，见草莓还没有完全成熟，大多一半红一半青，提上去硬邦邦的，我们东捏西翻，还不住地观察四周动静，袋兜还没装满，两个中学生看见了，大喊着朝我们追来。我们拼命朝上海小学逃去，心跳得差点掉在地上。
上海中学和小海小学只隔一条小沟，一跳就过去了，而小沟旁的篱笆早就破了个洞，正好成全了我们这些馋鬼。但是这种偷盗并不快活，总是伴着提心吊胆。
后来看到别班的同学也在偷摘上海中学的草霉，我和好友学了中学生的模样，大喝一声朝他们追去，他们落荒而逃，其中一个还掉了书包，我们哈哈大笑，尝到了好人追坏人的爽快和骄傲，从此改邪归正不再将眼睛瞄向那些果木。
之后不久我的两篇作文被老师作为范本贴在墙上，一篇写如何胆战心惊地偷草莓，一篇写如何理直气壮地追偷草莓者。老师用红笔圈出了好几个段落，这种表扬使我受宠若惊，从此热爱上了作文。
上海中学的学生一直是我心中的楷模，他们在我眼里是优秀的学生代表，所以我们放学后经常去上海中学的先棉堂、龙门楼游玩，从窗口看他们上课的情况，在大操场看他们奔跑。至于去上海中学大礼堂看电影更是常事，和他们坐在一起看电影总能听到许多高超的评论。
有一次放一部关于王孝和的电影，电影结束后有人喊起来，“同学们，这就是烈士的女儿王晓明”，那位被推拥出来的女学生长着一张红润的鹅蛋脸，垂着两条过肩的发辫，她害羞地笑着，被人拥到这儿又拥到那儿。我当时坐在二楼的座位上，见状十分激动，赶紧跑到楼下，结果挤来挤去反没楼上看得清楚。
有一天晚上，上海中学的一些学生在龙门楼前面的草地上举办篝火晚会，我和几个伙伴在一边看女生们跳舞，一位腿有残疾的女生跳着灵活的舞步，热情地拉我进去，她姓董，忘了她是王晓明的同桌还是好友，反正她把我和另一个伙伴介绍给了王晓明，那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几乎天天聚在一起。大礼堂东边的草地上常有乘凉的女生，我们也在那里铺了两张草席，四人躺在一起看着满天的星星唱歌，她和董同学一句一句地教会了我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王晓明性情十分温和，看上法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甚至不如董同学来得有个性，但学生们都对她显出几分敬重。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听见有人骂她，说她是保皇派，再后来又说她是叛徒的女儿，她神情落寞，不太和人说话，总是低着头走路，有时遇到她叫她一声，她也只是抬头一笑重新低下头去，她的笑看上去有些软弱。听说她一直不习惯动荡的时代气氛，最后缩进了恋爱的角落，人们似乎更蔑视她，再后来就干脆看不到她了。我对她怀有大姐姐般的感情，现在想起她那温和的充满善意的笑容，竟是带了几分苦难和成熟的，她出生的那年正是父亲蒙难的那年，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有了缺憾，可年轻的中学生怎会到这种人生况味?
说起“文化大革命”，还要提另一个女生，她是当时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女儿，我最早认识她也是在读小学的时候，那天上学发现路沟旁有一群人围观什么，上去一看，只见一个短发女生站在路沟里，手里捧着一个死婴，她的表情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惨痛和茫然，只见沟旁有一个土堆，土堆被扒开了，估计是狗在半夜里扒出了弃婴。这时有人在远处叫喊：“孙小兰，要迟到了，你还不把小孩扔了?她手足无措地说：没有人管怎么办?就让她淋在雨里吗?
这样大胆同时又具有同情心的女生我没有见过，我一下就记牢了这个名字。有一次我走过上中礼堂东侧，听见有断断续续、犹犹豫豫的鼓声，一看原来是她躲在矮松柏后，见我走来连忙停下手来，不好意思地说：我怎么总打不好?你会吗?教教我。我觉得奇怪，没想到她还有难为情的表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们不断地分化组合，有一回上中初中部的先棉堂正在武斗，楼上往楼下扔椅子，楼下往楼上扔石头。孙小兰手拿半块砖从远处走来，有人指着楼上垂下的布幅给她看，宽大的在布幅上涂着粗大的黑字“打倒走资派臭婆娘孙兰”，孙小兰看着被打叉的母亲名毫无表情，她随冲锋的人往前走，快到先棉堂时她举起了砖头，但没朝上扔，而是朝墙上一扔了事，然后松松垮垮地走了，一点也不顾双方的人一起骂她。后来孙小兰成了上海文学杂志社的编辑，等我也进了这个单位时，孙小兰已经出国陪读，我们擦肩而过，少女时代的记忆仅成了个人化的精神收藏。
现在上海中学生的女生宿舍已完全不同于当年，当年没有任何装饰，偶尔贴着当代英雄的图片。因此当我头一次看到那些熟悉的窗口吊满了风铃和各种小玩意时，竟有一种沧海桑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