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里的孩子

　　他们全部身患被称做“精神癌症”的自闭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20分钟就有一个自闭症孩子诞生。因为眼神冷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还被称做“冰箱里的孩子”。在珠海万香文自闭症康复中心里，最大的孩子14岁，最小的只有18个月。

　　25岁的魏卓静静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在他眼里，这些孩子的眼睛，倒映的正是自己的过去。他是一个曾被宣判“永远不能痊愈”的自闭症患者。大学毕业后，他和妈妈一起，选择成为万香文自闭症康复中心的老师。

　　“老师，什么是感情?”

　　身高1.80米的魏卓看起来“健康、正常极了”，珠海市潮热的风吹拂着他柔软的齐肩长发。

　　灯泡、水管坏了，他上街买零件，运用中学的物理知识修好它们。他上银行存钱取钱，输入密码时，会拿另一只手把键盘罩着。他会看地图，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买电脑内存卡。他知道心疼妈妈，看到妈妈一头汗，会去拿毛巾。他还是电脑游戏高手，会上网偷菜。

　　可跟他交谈，只用花20分钟，就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

　　他不爱接触陌生人，不爱出门，几乎没有朋友。来珠海一年，他没看过海，也没打算去看海。他吃饭总是坐在冰箱前那个固定的位置。他买东西，总是走固定的路线，去固定的店，买同样的牌子，甚至同样的颜色。他刻板地执行每一项“命令”。妈妈让他买两元钱的菜，他会买上两元钱的西红柿，两元钱的肉、两元钱的黄瓜、两元钱的洋葱——10样菜，不管这个菜是8元一斤，还是5角一厅，他都跟人说：“我只要两块钱的。”他很少流泪。最心疼他的姥爷死去，他像个没事人儿一样，站在大门口“望了望”。他不知道亲戚这个概念，分不清“表兄”与“堂兄”，也理解不了姨妈的孩子结婚，妈妈为什么要给红包。他说：“这个世界，除了妈妈，谁死了，我也不难过。”

　　魏卓大学里学的是美术，他最喜欢凡·高的《向日葵》，理由是“形状和颜色很美”。他可没看出凡·高画的向日葵“像团火”，他面无表情地说：“那是你们正常人的感觉。”他的导师要他“把全部的感情融入画里”，他说：“老师，什么是感情?”

　　他的妈妈、自闭症康复中心的创建者万香文觉得，经过艰苦的训练，儿子已经看起来正常许多，但“他就像一幅高明的赝品，只有对自闭症有足够经验的人，才能发现他还有自闭症的影子”。

　　自从2009年万香文的自闭症康复中心成立以来，无助的母亲们带着她们同样无助的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根本没有人能说明病因是什么，也没有完善的治疗办法。自闭症，这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就像恶魔一样，每20分钟就伸出魔爪，从地球上抓走一个孩子，不分种族、民族、家长的受教育程度。

　　事实上，1985年，魏卓出生时，国内没有多少人知道自闭症这个名词。1978年，北京一个叫王伟的孩子成为中国第一例确诊的自闭症患者。1985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医学工作者留学归来，中国大陆才有了自闭症的诊断标准。

　　几十年过去了，魏卓、王伟都已成年。如今，王伟跟着妈妈在北京市一个治疗自闭症的康复协会里做义工。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扫地、打水、在发票信封上盖章，还能拎东西到邮局。医生说，他没有走出自闭。相比之下，爱看电影、爱读小说的魏卓要好得多。

　　他们不是精神病

　　“设想你的世界中，每个声音都像电钻一样刺耳，每丝光线都有如电火花般刺眼，身上的衣物好似砂纸，甚至母亲的面庞看上去也裂成一堆令人恐惧的碎片。”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卡米拉与亨利·马科拉姆这样描绘自闭症患者的感觉。

　　从小，魏卓就不愿意被人抱，一抱他就哭，拿手往外推人。他几乎不笑，眼神活泛，却很少与人对视。他喜欢看转动的洗衣机、电扇；喜欢抱着绳子旋转，几乎快勒死了自己，他每天不停地转鸡蛋、苹果、玩具车轮子、比自己还高的大铁锅盖；坐公交车，他哭着要把司机赶走，自己转动方向盘。

　　小魏卓冷漠极了。他不认识妈妈，不认识家，无数次走丢。妈妈找到他时，抱着他哭，他跟没事人儿一样，冷漠地推开妈妈。妈妈做饭，切了手、烫着了、流着血，他都不会多看妈妈一眼，就像陌生人。

　　这个古怪的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穷的麻烦。他上幼儿园第三天就被退回来。后来，父母离婚，父亲离开家，母亲万香文不得不辞职回家，24小时照顾他。

　　25年后，万香文在相距家乡几千公里的珠海，看到康复中心的孩子奇怪的举止，就像穿越了时空一样。眼前的很多场景，好像是按下了她当年生活的回放键。

　　沟通障碍、语言障碍、刻板的行为是自闭症的3大核心缺陷。这里的绝大部分孩子，到两三岁时还不会说话，即使有语言，也很混乱，像来自火星的孩子。有的孩子能说话，却是鹦鹉学舌，不懂语言技巧。家长说：问阿姨好。孩子说：问阿姨好。哪怕最终花几个月他学会了：我叫田田!可他仍然不能理解“田田是谁”、“我是谁”，更不能理解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

　　他们对颜色的刻板，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吃午餐时，有的孩子专吃白饭、白馒头、白鱼，鱼做成红烧的都不吃。有的孩子只喜欢吃黑的，米饭非要拌上酱油才吃。有的孩子只愿意喝一种颜色瓶子装的水。

　　他们动作反复、怪异。吃饭时，有的孩子吃一口青菜吐出来，用手捏捏，再喂到嘴里，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他们喜欢玩手，可以一整天，让大拇指和中指揉搓，仿佛永远有搓不完的泥条儿。他们回家只走一条路，家里的东西，只能按原样摆放，稍有改变，就会哭闹。他们有的像时钟、像导航系统一样，走到某个地方、在某个时间点，准点尖叫。

　　他们伤心的父母，目前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将来的结局。在过去，一些成年自闭症患者的最后结局，是被家人拿铁链拴起来，直至死去。直到最后人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死于自闭症，而不是精神病”。

　　跟自闭症的魔鬼战斗

　　但万香文并未轻易放弃自己的孩子，她一直在顽强地跟那个魔鬼战斗。

　　当时，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不知道海马体、杏仁体，也看不懂大脑结构图。但她决定用最原始的土办法，打开孩子的那扇窗户。

　　为了改变儿子的刻板行为，她坚持将家里的家具每周都挪换地方。妈妈养鸭子、小鸟、金鱼，魏卓每天拿着棍子赶鸭子、打鸟、用手抓鱼。妈妈让他拿牙签，插水里泡过的黄豆。这无形中让魏卓的眼手协调起来。

　　为了让听力不太好的魏卓开口说话，万香文用嘴巴贴着他的脸和手背，一次次地反复吹气、发音。终于，到4岁时，魏卓喊了第一声“妈妈”。

　　这些并不专业却非常有效的办

法，在她后来开办康复中心的时候，也派上了用场。老师们给孩子吃花生，锻炼他们的嘴，把海苔贴在他们的下巴上、鼻尖处，引诱他们伸出舌头发音。有的孩子在训练几个月后，非常想发出“香蕉”这个词，可喉咙耸动、嘴角撇来撇去，就是发不出声，孩子、老师的泪水都在眼眶打转儿。所有人都等待着那个时刻，终于，孩子发出来他人生的第一个词：“香……香。”

　　在万香文的训练下，魏卓最终可以正常地上小学。尽管第一天上学他仍然带着棍子，但进校门时，妈妈说服他留下棍子，从此，魏卓手里的棍子，换成了一支铅笔。他甚至在学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并不让人惊讶。有的自闭症患者，只要看一遍地图，就能精细地画出来，有的能背诵一本黄页，记得上万个电话号码。

　　自闭症的孩子面临的是一种在外人看来很分裂的生活处境：他们在考试时有部分可以达到九十多分，但他们的怪异行为常常让他们不得不离开学校；他们读黑板字必须按顺序，物理老师做实验，把弹簧拉成了直的，就冲上讲台打老师，说弹簧就“只能是弯的”；放学出校门时，有人会刻板地要求同学站排走，否则在大街哭闹，不理解学生是自己回自己的家。

　　多数情况下，魏卓还算个乖学生。除了偶尔上体育课，他会上树把毛衣挂在树顶。语文课临时换成了数学课，他冲出教室去办公室找语文老师，哭闹着一定要上语文课。

　　“自闭症患者的每个脑区功能各搞各的，之间缺少协调联系，正常人的大脑演奏的是和谐的交响乐，而他们的大脑就像即兴演奏的爵士音乐。”一名研究专家说。而万香文和康复中心的老师们，努力让这场爵士音乐听起来更像人们熟悉的交响乐。

　　牵着蜗牛去散步

　　魏卓是在大学三年级知道自己是自闭症的。

　　他就读的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是残疾人的最高学府。心理学课上，有专门的章节讲自闭症。他看到书上列出的十多项特征，他占了好多项，他一项项给自己打分，他突然明白了自己是“自闭症”。

　　他找来美国的自闭症题材电影《雨人》，看到男主角雷蒙生活像他一样，非常程式化：吃鱼排必须是8块，穿的内裤必须在举冠街买写着自己名字“雷蒙”的平角裤。他对别人毫无兴趣，不知遗产为何物。他有过目不忘、天才般的数学能力，可以瞬间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却不清楚1元钱花掉5角，还剩多少。

　　“我就是雨人!”他说。

　　2009年的一天，万香文对儿子说：“我有一个秘密，好些年了一直都没告诉你，怕伤你自尊心。”魏卓打断妈妈：“我知道，我是自闭症!”

　　然后，母子俩大哭一场。

　　只有亲自经历过的人才能了解，“自闭症”这3个字，重量超出人们的意料。

　　大学里，他两度获得美国助残奖学金，还当上了班长。当班长不是因为他有个好人缘，而是因为老师认为他能“像时钟一样精准地完成任务”。他仍然没有朋友，同学们说他是“冷面剑客”、“套子里的孤独人”。他偷偷爱上了一个长头发的姑娘，可他从没上去主动说过一句话。他说：“爱一个人就要远离她，像远远地看一个风景。”

　　2009年，一个澳门人决定投资和万香文一起建立自闭症康复中心。万香文决定让魏卓来这里当老师。到目前为止，这个决定看上去是明智的。在康复中心里，一个14岁的自闭症男孩睡觉总抓伤自己的脸，深知这种痛苦的魏卓就按着他的手，搂着他睡觉。

　　“一个自闭症搂着另一个自闭症，这恐怕是个奇迹吧!”那个孩子的妈妈几乎从没搂过儿子睡觉，不免有些妒忌地说。

　　在康复中心，魏卓还给孩子们开了一课：学会花钱。教室的黑板上，“祖国”、“妈妈”这些词旁边贴着纸钞。每天认完字，孩子们都要温习一下“5角、1元、10元”这样的表达。到考试的时候，他每次给5个孩子每人1元钱，让他们去买冰棍。结果，这一次，两个人半路把钱弄丢了，一个拿起冰棍就跑，一个给了1元钱，却拿了3元一支的冰棍，只有一个买回来一根价格是5角的冰棍，还拿回了5角钱。

　　“父母走了，留下资产，他们不知道怎样花出去!”这是很多家长担心的问题。对这些被自闭症孩子困扰的家长来说，他们注定要付出比普通父母多得多的辛苦。

　　自闭症儿童干预的黄金时期是2～6岁，在家长们看来，他们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家庭都是父母有一方放弃工作，专职训练孩子。寻常康复训练机构的学费，每月在2000～6000元之间，几年下来，“一辆奥迪都扔下去了”。国内根本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为这个自闭症提供保险。

　　“等我们老了，他们该去哪里呢?”在家长交流会上，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流下了眼泪。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今后能白食其力，但这也是自闭症患者家长的最大心病。

　　“多希望这是一场梦，有一天孩子突然对我说：妈妈，我装了14年，从现在开始，我不玩这个游戏了!”一个妈妈流着眼泪说。

　　家长们常常拿网上流行的一首诗鼓励自己：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不能走得太快，蜗牛已经尽力爬，每次只是往前挪那么一点点。我催它，我唬它，我责备它，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仿佛说：“人家已经尽了全力!”走呀走呀，一路上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有个花园。我感到微风吹来，原来夜里的风这么温柔。慢着!我听到鸟叫，我听到虫鸣，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