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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听到另一只云雀的叫声。看到它冲到我面前，发疯似地拍打着翼翅，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像是在哀求“救救孩子，还我孩子”。
台湾省彰化市八卦山东南方有一山丘，那里，有着许多云雀，故叫云雀岗。我母校——彰化商业学校依山建在云雀岗上。
身体小巧的云雀，亦称告天鸟，深得人喜爱，同学们用了许多美好的诗句来描绘云雀岗。但当你头一次走进山丘时一定会感到失望，眼前是大片杂草地，稀稀疏疏地长着几棵小树，杂草中还有一些不知什么年代的坟墓：：然而，当天空传来无数云雀宛转悦耳的欢鸣时，你会感到自己进入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此时此刻，蓝色的天空，绿色的大地变得格外可爱，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动人心弦的《云雀歌》：
你从地面升腾，高飞又高飞，像一朵炎云。
扶摇直上青冥，在歌声中翱翔，在翱翔中歌吟。……
一
我在商校就学时，只要不是炎热的夏天和雨天，午休时我经常到运动场下面的山坡上，一面听云雀歌吟，一面看课外读物。云雀不太怕人，每当我捧著书在看或躺在草地仰望天空时，它便满不在乎地在我身边跳动，自由自在，令人喜爱。
有一天，我欲离山坡回校舍，忽然看见一只正在学飞的小云雀，吃力地飞到一座古墓的墓碑上，因站立不稳而滚下来，我急忙蹲下去，把它捧在手掌中。小云雀发出虚弱的叫声。这时，我听到另一只云雀的叫声。看到它冲到我面前，发疯似地拍打着翼翅，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像是在哀求“救救孩子，还我孩子”。我马上放下小云雀，母云雀一阵欢叫，随即落在小云雀身边，亲了亲小云雀的嘴，母子俩双双跳进杂草里。
此后，不知怎地，每当遇到弱者，我总是想起那一对母子云雀，心中充满了怜悯之情。
我从小爱好剑道，在彰商二年级时进入校队，并参加过对外比赛。校队训练频繁，除星期六外，每天放学后都得留校练习一小时。
日本统治台湾时，学校里等级森严，低年级学生要百分百服从比自己高一班以上的同学，但一进训练场，特别是比赛，就难分高低年级学生了，胜负要看本人的功夫。
在剑道校队中，有一个比我高班的日本学生叫池山克己，他与我对打，奸几次都未能获胜，因此记恨在心。三年级时，我嘴边生了一个大疖子，肿得很大。训练时我向教练请了假，但还得按规定穿训练衣，挂好护身具，坐在旁边看同学对打。这时池山来到我面前，很傲慢地说：“你敢不敢与我对打!”我一气之下，不顾一切，戴上护头具同他对打。由于生疖，头部一阵阵痛，连步法也乱了。池山看我支持不住了，便乘机向我的头部发起猛烈的进攻，我精疲力竭，头部被击了一下倒在地板上。池山还不放过，用训练剑敲我的头暍道：“站起来!你不是男子汉吗?”正在此时，教练发令“全体休息”，他才作罢。
我决心报这一剑之仇。花了几个月时间悄悄学会一手剑法，等待机会在训练场上狠狠教训池山。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训练时池山又主动来挑战。开始，我有意让他占优势，他十分得意，想打漂亮的二本”（决定胜利的得分），从近三米的地方冲击，向我头部猛打。这正中我的下怀，我往左边一让，避过他的攻击，在他还来不及转过来时，像砍头一般地看准他的后颈猛力一击，他当场翻了一个大跟斗，四肢朝天，重重地摔倒在地板上。
我知道，池山不会轻易放过我，我准备随时迎接新的挑战。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六，有个同学转告我，说池山要我下课后到运动场下面的山坡见他。下课后，我慢慢走向山坡，池山和两个高年级的日本学生已在那里等候。他站在一座古墓上，对我说教，骂我高傲，目中无人，不尊敬高级生，等等。这一套公式般的说教，我早听厌了，便昂着头望着在苍空逍遥的云雀。他发怒了，挥拳大喊：“你这个混蛋，清国奴!要记着，你是‘清国奴’！”
“我不是清国奴，不许说我是清国奴。”我大声抗议。
“混蛋!”他冲上来一拳击中我下巴，我倒下了。他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你这个清国奴”，并用脚狠狠地踢我。
他们走了，我仍躺在那里，虽然被踢打，嘴巴出血，但我不觉得痛，愤怒已使我的神经没有了痛感。当时，一些日本人常骂台湾人是“清国奴”，但我当面受污辱还是头一次。池山的一拳，使我清醒过来。我明白了，尽管我从小接受日本教育把日本话当母语来学，但仍是一个受奴役的台湾人。躺在那里，我想起日本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压迫，想起了失去祖国的台湾人民的苦难，还想起老辈们讲的“我们从唐山来”的许多故事。想着禁不住泪水滚滚而下。
挨了这一拳以后，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我开始注意观察冷酷的现实社会，一种中华民族的意识和情感比以往更强烈地在我血管中奔流。我开始纠正自己过去的许多错误认识。不过，向池山报仇，依然是我耿耿于怀的事。
一九四五年三月，池山就要毕业了，他一旦离开学校，就是社会上的人，也就没有了高级生的特权，我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向他挑战了。我决定等到那一天。不巧，毕业式后毕业生先走，在校生留下，眼睁睁地看着池山离校而去，我痛惜良机失去。池山住在彰化南部的一个镇上，是乘车上学的。从此一去，要再碰见想必很难了。
这天放学后，我想到池山可能赶不上上午的那班火车，仍留在市内，便到处寻找他的踪影。当我来到南门菜市场叶木田同学家休息时，无意中看见池山同一个日本学生从那里路过。
“站住!”我快步追了上去。
“什么事……”池山和那同学回过头来。
“我要报‘清国奴’的仇!”
池山手伸进书包，露出一刀锷……我不畏缩，从书包里拔出细长的日本式算盘。这条小巷来往的人不算多，但已有几个人在围观，这时一个佩日本刀的军需官出来劝架，他正是同池山一起的那个日本学生的父亲。邻居的一个裁缝师傅赶忙把我拉开，并说：“你在市中心同日本人动刀打架，先吃亏的是你，你会被学校开除的，可能还要去坐牢。”
我不甘心，在离开那小巷后，又从另一条小巷赶到火车站去拦截池山。不久，他同那个学生果然来了。
“池山，星期六下午一时，我在云雀岗的山坡上等你，一对一，你一定来!”我向他挑战。
星期六下午，我一个人手拿木棒来到云雀岗的山坡，等了一个下午，不见池山来。
没有想到，几天后池山带几个人到叶木田家，叶君不在家，就抢去他新买的帽子。“卑鄙的家伙!”报仇之火在我心中越烧越旺。此时池山已到外地当兵去了。
五个月之后的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
二
战争结束，去当兵的学校教职员都复员回校。有一天，比我高几班的一个校友王清水君冲进教员室，向一个三十出头的日本教员提出决斗，教员室传出一阵的吵闹声。不久，王君在英语教员森先生的劝说下走出教员室。王君突然大声哭起来，说：“那个家伙凭什么打我，我不是‘清国奴’，而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事后，我听说，那个日本教员利用基督“以善胜恶”的说教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王君当场反驳说：“谁打我左颊，我绝不让他再打右颊，我要反抗。”
“什么，你敢反抗我们日本人?”这伪善者立即把王君毒打一顿，暴露了真面目。
这时，我又想起了在云雀岗的山坡上受侮辱的事。
这年年底，日本人开始向本土撤退。一天黄昏，我和刘耀声同学在一条小巷中与已经复员的池山相遇，双方都感到很突然，我报仇的机会来了。
“池山!我们应把帐算清楚。”
他没有回答，默默地站住。
“空手还是动刀，由你决定。”我又说。
池山慢慢把手伸入挎包，我也把细长的算盘从书包里拔出来。
“拔刀吧!”我命令道。男子汉在对手不拔出刀之前，是不应发起进攻的。
但，他从书包里抽出的却是空手。我看到他的两手在微微发抖。
初冬的天气寒冷，池山只穿一件短袖夏衣，显得那么单薄。看见他这副落魄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云雀岗上的云雀母子，心中涌起怜悯之情。说不定，池山的老母亲正在等着孩子回去……
“池山!你回去吧!我们之间的事算完了。”我的心软了。
“怎么，这样就让他走吗?”好打不平的彰商排球队长刘君不解地问道。
“战争结束了，我们之间的胜负也定了。”我平静地说，“池山，你快走吧，不然赶不上最后一班车。”
池山伤心地哭起来，慢慢地从我面前走过去，没有留下一句话。
不久，彰商教职员中的日本人就要离开彰化到基隆集中回国了，全校师生列队到火车站为返国的日本教职员送行。
火车站，孤独地停着一列火车，车厢里坐满了日本人，其中一节全是我校的教职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一个也没有下来，只是在车窗后面用凄凉的目光看着我们，学生们也都列队静静地站在月台上。
开车的钤声响了，双眼含泪的大场则雄老校长突然从车厢跳下来，脱帽向校旗作了九十度鞠躬。这时新任的吴恭校长示意担任值班员的我发出“全体敬礼”的口令，同学们刷地举手敬礼，车厢里的人，几乎都站了起来，有的还掩面抽泣，有的则挥手致意，列车慢慢地向着北方开去。
望着隆隆远去的列车，我突然认识到：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发动侵略战争和统治台湾的罪魁祸首应受到惩罚，而普通的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
三
抗战胜利，台湾人民为回到祖国怀抱而举岛欢腾，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放鞭炮，祭天拜祖，热闹非凡。云雀岗虽没有锣鼓和鞭炮声，却掀起一股学国语的热潮。我也买了一本自学国语小册子，在云雀欢鸣的山坡上高声朗读：“你好吗?好久不见了”
，“谢谢，我很好”；“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吗?”，“是的，我也是中国人”……
同时，校园里人人都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句，很快打动了曾经失去祖国的台湾青年的心。特别是那雄壮的旋律，唤起了我们爱国主义的豪情。虽然，头次学唱祖国之歌，但歌声却那么激昂。同学们热血沸腾，对前途充满信心，法西斯的暴政再也吓不倒我们了，我们在祖国的土地上昂首阔步。没有想到，当局下了禁令，不许唱这一首曾经燃起中华民族自尊之火的歌。
日本统治时代，彰化商校的教员中日本人占绝大多数，只有会计、珠算、书法教员是台湾人。原教会计学的吴恭校长聘请了几位台湾籍教员，分别教国文、历史等课程。
语文教员洪先生很有教学经验。他为满足学生早日知道祖国历史的愿望，经常结合历史，谈中国的四大发明、万里长城、天坛的回音壁和世界最大的皇宫——故宫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间、高大的金銮殿等。
年过花甲的周先生教我们历史。他的考试非常特别，要学生把他写在黑板上的每个时代与兴亡要点全文死记照写，一个字都不能改变。在一次考试中，我把接助词的“故”，改写刚学会的“所以”。他不仅加重扣分，还在课堂上批评我。我站起来为自己辩护。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他问。
“彰化市西门口张厝。”我费解地回答。“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报了父亲的名字之后，他严肃地说：“你的父亲也是我的学生，他很听话，如你再不听话，我将叫你父亲来见我。不要忘记，我是你的‘先生公’”。
从此，学生们都叫他“先生公”。
在我进彰商之前，教员都有学生起的绰号。由于学生之间全叫教员的绰号，因而不少学生毕业离校后，除自己的班主任和兴趣较大的课目教员外，均只记得教员的绰号。
“先生公”使我想起叫“机器人”的曰语教员。他的教法与“先生公”
一般古板，考试时如不按课本答案就扣分。在彰商，学生们给教员起绰号，除根据其年龄、身材、动作、讲话等外表特点之外，还观察其内在因素，如军事教官绰号叫“牛魔王”，顾名思义是个霸道凶狠的职业军官。不过，“机器人”则是难得的严师。
国民党当局接收台湾后，那些接收大员飞扬跋扈，贪污舞弊，特务横行，民不聊生。人民不安地迎来了一九四六年。
尽管人们对国民党当局逐渐失去信心，但我们学习祖国文化的热度没有降低。学生的中文阅读能力虽有了提高，但因不能正规学习普通话，还是不会听不会说的。进入新学期，学校请来好几位从大陆来的新教员。他们的到来给云雀岗吹来一阵
清暖的春风。
新的国语教员不会讲台湾话。他的教学速度十分惊人，不顾沉重的接受能力，只花十节课左右就把拼音字母教完了。接着就连续考试，其中最难的是，出一百个汉字让学生注音，错一字扣一分。我只得几分，一部分人交白卷，全班几乎都不及格。国语教员课也不上了，破口大骂学生不好好学。他的话越说越快，我们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最后只听到“奴化教育”、“清国奴”几个单词。
教员骂学生，在那时代是常有的事，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奴化教育”、“清国奴”这几句敏感的话却立即引起公愤。下课后，我们十几个学生来云雀岗西边的教职员宿舍，对国语教员最后几句话提出抗议。他也许知道我们的来意，但不知我们在讲什么，不耐烦地站起来，激动地叫喊“……奴化教育”、“……清国奴”，站在他面前的陈君可能怕被他伸出的手打着，或者可能出于气愤，把他推了一下，他重重地摔倒，翻了一个跟头，跪在地板上，很像小丑的杂技表演。我们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动手推倒老师，可不是一小事。过后，学校提出要处分陈君，但我们坚决反对。不久，国语教员离开了彰商，此事就不了了之。现在看来，发生此事，是语言隔阂造成的，却给双方留下了难忘的、遗憾的回忆。说起来也怪，国语教员的绰号特别。当他向学生讲解“对不起”一句时，边表演打球推人、骑车碰人，边叫“对不起，对不起”，又在黑板写上“对不起sorry”从此学生叫他为“对不起，嗦哩”。假如今天陈君有缘与他相见，抢先开口“对不起，嗉哩”，就会一笑泯恩仇”。
国语教员走后，学校取消了国语课，增加了国文课的时间。新来的国文教员叫郑晶莹，她小学未毕业就跟随抗日的父亲全家从台湾搬到福建泉州居住。抗战胜利时，她正在暨南大学就读，是停学回到面临祖国语言和文字断层的故乡教中文的。
她看起来很一般，比我们高年级学生大二至三岁，是教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学生给她起的绰号叫“小雨点”。她先用一星期讲解日语汉字与中文的差别之后，就开始上自己编写的课本，她讲解俄国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明天啊，明天!》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一课。她离开课文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讲到苦难的中国现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这些长期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生活的青年学生。我们开始认识到要从今天做起，追求光辉的明天。什么是“光辉的明天”
，我的认识仍然很模糊，但我想自己应该寻找走向明天的道路。
可惜，两个月后，“小雨点”回上海读书去了。她现在在广东工作，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尽管她在政治上干燥的云雀岗上只下了一点点小雨，但同学们都怀念她。来大陆访问的彰商同学都设法向“小雨点”问好。
四
一九四六年晚秋，发生了彰商历史上第一次全校学生罢课，抗议调走吴恭校长，
而调进国民党彰化市党部的负责人来当校长。
到台湾的国民党接收官员，不理解台湾人的爱国热情，而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台湾，本身腐败、无能，却又歧视人民，引起台湾人民强烈不满。这时候，调换校长自然引起学生和家长们的不安，再加上新任命的校长是市党部负责人，很快招致全校的反抗．
云雀岗上议论纷纷，我们高年级学生在山上集合，慷慨激昂的发言惊动了那可爱的云雀。最后决定，以罢课来挽留吴恭校长，反对新校长到任。高年级学生代表一宣布罢课，包括在学生宿舍的全体学生都回家了。
我们高年级的学生骨干天天在云雀岗的山坡上集中，研究对策。省教育厅却不退让，坚持不改变任命。我们只好继续罢课。最后吴恭校长担心继续罢课会把问题复杂化，出来讲话，请求学生复课。
罢课结束，老校长去省教育厅当督察员，新校长就任后，从不提罢课之事，而大肆造谣诬蔑共产党，使学生们对共产党产生误解。
新校长名叫古鼐，学生马上起其绰号为“补锅”。学生把“鼐”错念为一鼎”，
台湾话的“鼎”与“锅”是同音近义，而“古”与“补”发音相近，“补锅”如修补破锅的人。
前些日子，我跟来大陆访问的几个校友打听他的近况。“古鼐是谁?我们不认识。”
“是‘补锅’，你们不认识?”我话音未落，马上爆发了哄堂大笑。这些双鬓斑斑的校友也许头一次知道“补锅”的真正姓名。
一九四七年，社会上气氛相当紧张。台湾人民反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暴政的愤怒声处处都能听到。当时台湾人民以“前面赶走了一条狗（指日本人）
，后门钻进了一头猪”
，来讽刺国民党当局的贪婪和无能。二月末，发生一烟贩被警察毒打的不幸事件，导致了国民党当局至今都无法交代的“二·二八”事件。当时，台湾人民仅仅是对当局的暴政进行反击，而国民党却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了“二·二八”起义。这在台湾人民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伤痛。
“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大搜捕，我跑到大肚溪上游的姑姑家里“避风”，直到局势恢复平静才出来。在外地活动的同学也陆续回到学校。有的同学则永远下落不明，云雀岗再也听不到他们的笑声。
此后，平时不问政治也不懂政治的我们，突然谈政治了。特别是将要离开学校走进社会的我们，更加关心局势的发展和自己的出路。
云雀岗的山坡变成我们谈论政治的场所。曾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的我们，几天之内失去了崇拜偶像，回到冷酷的现实。学生们的思想活跃而又混乱。有的人强烈主张以暴力对抗暴力；有的人主张“大慈大悲”，“以善报恶”来缓和矛盾，阻止继续流血；有的人却要求学生少管窗外事，先念好书再说。我们好像乘一小舟，在茫茫大海漂流，不知哪里有停靠的码头。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把矛头指向祖国，没有一个人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中国的强盛是大家的共同愿望。
长期以来，国民党当局把“二·二八”事件的祸端转嫁于共产党，有“台独”野心的人，则把这事件说成是台湾人民要求“独立”的觉醒，以此阻碍祖国统一。这些论点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作为见证人，我们要义正词严地加以揭露。
一九四七年夏天，教育当局组织全市高年级中学生去听几位正在大陆念大学的公费生的演讲。他们告诉我们，大陆学生正在为民主、正义而斗争。演讲会后他们还同我们一起交谈，鼓励我们也到大陆念大学，我先报考了台湾师范学院先修班，在台北念了一年书。第二年的夏天，我参加统考，终于离开了可爱的家乡和难忘的云雀岗，进入厦门大学，向光辉的明天迈出了第一步。
屈指四十余年，我时时回忆起云雀岗的青春岁月。云雀岗的同窗好友从没有忘记我，他们不断经海外送来了彰商《校友同窗录》、《校刊》、《彰商一周》等刊物，在日本的校友也寄来《彰商会会报》。我一次次地细看这些珍贵的礼品，它给我带来无限的怀念和欣慰。当我看到古鼐老校长作词的“彰商校歌”时（我离校前尚未有校歌），曾组织学生罢课来反对他的我，高兴地发现我们之间也有认同感。他在歌词中写道：
巍峨黉合／云雀之巅／登高自卑／毋怠毋愆／我国之魂……
我们之间都有一颗中国心，对中华民族的兴亡负有共同责任。同时，我们都热爱云雀岗，都愿为母校增光。但是，不可否认我们之间有过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能使我们长期处于对抗状态。从高山看，个人是多么渺小，与民族未来相比，就更微不足道了。
我祝老校长健康长寿，并欢迎他来大陆访问，畅谈往事和未来，我们两人还没有心平气和地恳谈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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