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喜欢看戏的人，倒也是出于孝心陪伴老人去看了一两场，印象颇深。当时是怎样闹腾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点儿大的地方硬是塞了不少人，横横竖竖地摆了几排椅子，边角落着两三张桌子，上面摆了些许的一次性茶杯、几盘零嘴。我一向是不喜欢乱糟糟的地方的，所以去之前闹了点小脾气。到了以后却也觉得乱虽乱，糟是谈不上的，一个临时的小剧院也算得上具体而微了。
剧开锣了，布置的椅子远不够来人坐的，大家倒也不抱怨，没事似的退入两边，照样吃着喝着聊着。我扫了一眼四周，来的人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更有拖儿带女一家齐上阵的。正式开演时，又是铿铿锵锵一阵敲锣打鼓，震得我耳膜颤颤巍巍，脑子模糊的当儿，演员就粉墨登场了。演的是《玉堂春》罢，苏三姑娘娇滴滴地一出场，观众便毫不吝惜地鼓掌，我瞧着台上演得起劲的旦角，扮相确实挺美，盘亮条顺，楚楚动人。京戏总是噼里啪啦从头闹到尾的，喜也高亢，悲亦尖利，无论台下的人怎么喧闹，乐声带着方向似的，溜着弯儿也能钻进人耳朵里，这与西方的戏剧便有了大大不同。
中国人骨子里是爱热闹的，也许是这神州大地自古便是人多，岂有不常相聚欢乐之理。早些时候不见电视电影，人们便往戏院里钻，拉拉家常，看看戏，日子不宽裕倒也过得自在悠然。京戏是在清朝时候达到了鼎盛的，彼时三床、四喜、相春、春台四大徽班进京，还是个不太平的动荡时候，亦不见京戏落了下去；西方人和鬼子进来的时候，也不见对它有多大影响。国人印象深的怕是四大花旦中的梅兰芳。梅先生是个唱旦角的，却不失男子汉的铮铮气概，他拒绝为侵华日军表演，宁愿放弃一生挚爱的舞台。这多少与梅先生最著名的戏《霸王别姬》中的虞姬相像，自己认定的事便不会更改。中国人不会对侵略者低眉顺眼。梅兰芳如此，荀慧生亦是如此，梨园内许多角色更是如此。因而在我看来，京戏更是担着中华民族气节的又一种载体。
由此，中国人最艰难时期也没丢了的东西，是真的入了髓了。
我的父亲便是个伪票友，喝高了或是兴致涨时张口来几句《沙家浜》，气势豪壮得很。唱得不见得有多专业，可就是能让大伙都乐呵起来。有时我高兴了来一段流行歌曲，怎么也见不得有这效果。
有时玩心大动便会捏着嗓子学起京戏里的腔调与友人打趣。声音先在肚子里打几个圈，又在喉咙里九曲十八弯几回，再放出去，那感觉倍儿好玩。有时脱口而出的“叫张生躲在那棋盘之下，我慢慢行来你慢慢爬”，竞也只是先前听了一小段的《红娘》唱段，有时欠身，矫情地翘起兰花指比划几下也是模仿旦角的身段活络活络筋骨；有时自习课上还能听见校外不远处戏班搭台唱戏的锣鼓喧天……其实京戏早已以一种天经地义的姿态融入我们的生活，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说人生如戏，说佳期如梦，说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日子过得和日日唱戏似的，聒噪不止，提着神态扭捏地表达情感。面上画着脸谱，白的红的黑的，大体上把人归了类，帮观众理解了剧情。在我看来，又是个有趣之处。再者锣点也是有趣的，我喜欢那种如“红灯绿灯小白灯”般戛然而止的感觉。角儿们随着锣点的升降停顿着步伐，好像按着日程生活一样，一板一眼照样妙趣横生。
京剧这种已然成为中国符号的事物，别人学也学不来，自己丢也丢不掉。我倒乐意一直跟着它，唱一出绝妙的戏好了。